失去底线的中国会发生动荡吗
失去底线的中国会发生动荡吗?
—访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 Q =《绿公司》 A = 于建嵘 Q:有哪些突破底线的事情已经被大家“司空见惯”?这些事件大量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A:我做过统计,从1993年到2006年,社会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增长到了90000起,增加了10倍以上,近几年还在快速增长,特别是特大性群体事件的增加,已经动摇了执政者对国家稳定的基本判断。之所以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我认为是社会公平受到了强烈的挑战与威胁,主要表现为社会不公、司法不公、机会不公。 Q:这些社会问题有多严重? A:目前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大概有三种,一是维权性事件,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二是社会泄愤事件,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但目标很明确: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三是社会骚乱,目标不明确,将无辜者也当作对象。还有一些是个人事件转化为公共事件:一是自卫性抗争,比如邓玉娇事件。二是自残式维权,比如拆迁户自焚事件。三是报复性攻击,比如杨佳杀警察案。四是泄愤性攻击,这种危害最大,比如针对小学生的南平血案。 不管是群体性事件,还是个人事件,由于被广泛关注而转化为公共事件,参与者和围观者的心态高度一致:不是仇官就是仇富。这说明,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降低,民众长年积蓄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底层老百姓感到没有前途和希望。 我举个例子,2004年,重庆市的大街上,一个挑夫与一对夫妇产生口角,丈夫说了句:我是国家公务员,打了你又怎么样呢?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开始出现谣言:一个公务员打死了一个“棒棒”,结果引发了一次打砸当地派出所和政府驻地的群体性事件。 Q: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丛林时代”? A:2009年,我曾对国家高层的一个智囊人物做过一次访谈,他就认为,中国社会一定会发生很大的问题,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可避免,这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社会虽然会发生很多问题,但是总体上是稳定的, 这种稳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政治统治是统一的,中央还有足够的权威维护这个国家,目前还没有任何人和组织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来对抗中央。另一方面,政府的社会管治仍然有效。这一点,在重大活动的组织和安保方面,体现得最充分。 但是这种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基础的,这种稳定蕴涵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执政者无约束的自利行为,以及社会基本规则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都造成政治合法性正在快速流失。特别是民众不能从改革中获益,被固化的排斥性体制所抛弃,民众一旦认识到正是“改革”和“发展”造成了自己的边缘化,改革就会失去广泛共识这个根本动力而停滞,从而失去合法性。 Q:您认为在维护社会底线方面,企业和企业家扮演着什么角色? A:社会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每一个组织和个人都无法独立在社会之外,一旦社会失去底线,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我们目前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结构性的,来自于不合理体制和权力的侵害出现在各个层面,企业和企业家需要一个公平的经济环境来获得持续发展。如果没有社会基本层面的公平与公正,这样的经济环境就无法保证,他们的基本权利也会受到来自体制和权力的侵害。 此外,目前社会上主要的不满人群有失业工人、失地农民、退伍军人、底层知识分子、离退休干部、拆迁居民和农民工,大部分都与企业有关,而且仇富心理也很普遍,一旦碰到社会骚乱事件,企业家作为有产者,我相信会遭到更大的损失。 相对于普通民众来讲,企业和企业家又是强者,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一旦失去底线,造成的危害会更大。比如欠薪直接损害了工人的利益,甚至因此引发社会骚乱,6月的广东潮州的社会泄愤事件,其导火索就是欠薪问题;而食品安全的问题,瓦解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企业和企业家们一定要认识到社会底线的重要性,并在维护底线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Q:这些问题的解决您认为有时间表吗?我们的社会会变好吗 ? A:如果我们能从刚性稳定过渡到“韧性”,实现社会稳定的持续性,就能慢慢化解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完成这种转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要想实现这种转换,需要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建设。首先要有明确的个人权利,维护公民的法定权利是前提,公权力不能随意侵害个人的权利;其次要建立公平公正、具有高度权威的司法制度以实现司法制衡,可以想办法使现在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脱离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控制,起码做到县、市两级法院的人、财、物都不归地方政府管。再次要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以从县级人大改起,培养职业政治家,让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第四,开放媒体实现新闻自由是保证。 如果我们能够努力实现这种过渡,我认为差不多10年的时间,就能消除社会发生大动荡的危险。 Q: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下,回到原点,反观并提高我们生存的底线有什么样的意义? A:当矛盾加深、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各种社会力量就要开始寻找底线了。假如不这么做,大的社会动荡就会发生,会彻底破坏社会秩序。 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最为基本的选择:其一,对这种灾难性后果的担心,会促使各个利益群体走向理性的妥协,去理智地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底线;其二,也有可能因没有这种妥协而发生根本性的、革命性的动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社会的冲突能获得控制,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中国发生较大规模的动荡。 问题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存在利益冲突和政治冲突的阶层如何才能实现有利于社会结构稳定的某些妥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特别是冲突的各方能否寻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底线。什么是中国当前社会稳定的底线呢?在我看来,如何促成宪法的真正落实,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应成为全社会的公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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